“我们需要制定应急预案。”他说，“镜像日已经证明了这种辐射对人类大脑有直接影响。如果它的强度继续增长，我们可能会面临全球性的社会崩溃。各国政府需要做好准备——储备物资、部署安全部队、建立应急通讯网络。”

“你是说用枪指着自己的人民？”俄罗斯的代表冷冷地说。

“我是说维持秩序。”卡特说，“当数十亿人同时出现幻觉的时候，秩序不会自己维持。”

“秩序？”巴西的代表反驳道，“你面对的不是暴乱，不是叛乱，你面对的是宇宙。你用枪能指着宇宙吗？”

“我可以用枪指着那些试图利用这个事件颠覆社会秩序的人。”卡特说。

“够了。”科瓦尔主席敲了敲木槌，“我们需要的是合作，不是对抗。”

会议陷入了僵局。大国之间互相指责，小国在角落里沉默。科学家们试图解释数据，但政客们已经不再听数据了。

林晚棠关掉了麦克风，靠在椅背上。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——不是身体的疲惫，而是灵魂的疲惫。

人类在面对共同的威胁时，第一反应不是团结，而是分裂。不是合作，而是对抗。不是寻找答案，而是寻找敌人。

她忽然想起父亲手稿里的一句话：“人类的悲剧在于，他们总是在寻找‘谁错了’，而不是在寻找‘什么是对的’。”

“林女士？”科瓦尔主席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出来，“您还在线吗？”

林晚棠重新打开麦克风。“我在。”

“您有什么补充意见吗？”

林晚棠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有。”她说，“我想请各位代表看一样东西。”

她切换了屏幕共享，打开了一个文件。那是赵明远在镜像日前录制的最后一段视频。

赵明远的脸出现在屏幕上。他坐在丽江天文台的观测室里，背景是巨大的望远镜。他的脸色灰白，眼窝深陷，但眼神依然明亮。吗啡泵的导管从他的衣袖里露出来，他没有去遮掩。

“各位代表，”视频里的赵明远说，声音虚弱但清晰，“我是赵明远。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。我的胰腺癌已经扩散到了全身，我大概还有几天到几周的时间。”

会议厅里安静了。

“我这一辈子，研究了五十年的量子力学，三十年的意识问题，十五年的SN2024X。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——这件事我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