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回荡，撞击着面罩，又反弹回自己的耳朵。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像是在和自己对话，又像是另一个人在唱歌。

“从地球上离家出走，漂泊流浪，来到火星之上…”

飞船的引擎发出低沉的嗡鸣，那是反物质发动机特有的声音——一种既像叹息又像咆哮的混合体。透过舷窗，火星已经不再是一个红色的亮点，而是一个占据半个视野的巨大球体。它躺在黑色的天鹅绒上，像一颗刚被挖出的、尚未凝固的心脏。

“赤壤如血漫天尘，火星飓风天沉沉…”

舱内广播毫无预兆地响起：“所有人员注意，我们将在三小时后进入火星大气层。请检查宇航服密封性，确保所有个人物品已固定。重复，三小时后进入大气层。”

广播里的女声平静得令人不安。在过去的两个月里，这个声音每天准时播报船内时间、餐点安排和健身时间表，从未有过一丝情绪波动。现在它宣布着我们即将踏上那个干燥、寒冷、充满敌意的世界，语气依然像是在播报明天的天气。

我停止了歌唱。

舱室里还有其他九十九人。我们被称作“第十批”，一个冷冰冰的编号，就像货箱上的标签。联合国火星流放计划实施十年来，我们是第一千名被送往这个红色星球的罪犯——如果算上之前九批的话。

“罪犯。”我在心里重复这个词，试图感受它的重量。

在我左边三个座位的位置，坐着一个光头男人，他的脖子上纹着一只蜘蛛。上船的第一天，他就告诉我，他曾经在地球上拥有一个地下生物科技帝国，专门为富人定制基因改造的宠物。“我给一位参议员的孩子做过一只发光的兔子，”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某种病态的自豪，“后来那孩子对兔毛过敏死了，他们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。”

右边是一个年轻女人，不超过二十五岁，总是低着头玩自己的手指。有一次她突然抬头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炸毁了一座水处理厂。他们说那导致三百万人断水三天。”然后她又低下头，继续摆弄手指，仿佛刚才只是在讨论早餐吃了什么。

而我呢？林风，三十二岁，前音乐教师，因“危害人类共同安全罪”被判流放火星。这个罪名很大，大得荒唐。实际上，我唯一的罪行，就是站在了法庭上，对法官说：“如果她去火星，我也要去。”

他们本可以无视我。根据《火星开发与流放法案》，只有对社会构成“极端且不可逆转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