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，她去学校请了病假，理由是“身体不适，需要休养”。系主任很关切地问她怎么了，她笑了笑说没什么大碍。
第三天，她去律师事务所立了一份遗嘱。很简单的内容：所有财产留给丈夫和孩子，所有研究数据捐给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，但有一个条件——那些数据必须在她死后五十年才能公开。
律师问她为什么设这个期限。她说：“到时候就没人认识我了。”
四月的一个晚上，她终于告诉陈远山。是在地下室，在他们一起坐了四年的折叠椅上。信号刚刚结束，屏幕暗下来，她关了设备，然后说：
“远山，我有事要告诉你。”
她说完之后，陈远山很长时间没有说话。他就坐在那儿，看着那台他们亲手拼装的设备，看着那些线缆、屏幕、按钮，看着他们四年的心血。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
“多久了？”他终于开口。
“两个月。”
“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
林昭没有回答。陈远山站起来，走到墙角，背对着她，肩膀开始抖动。她走过去，从后面抱住他，把脸贴在他背上。他们都哭了，但没有出声，怕楼上的孩子听见。
那天晚上，他们说了很多话。关于过去，关于未来，关于孩子，关于那台设备。凌晨三点的时候，陈远山说：“我们卖了房子，去最好的医院，找最好的医生。”
林昭摇头：“来不及了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来不及？”
“我是医生。”她是天体物理学家，但“医生”这个词此刻有另一个意思，“我看过片子，我知道那是什么。”
陈远山不说话了。
“远山，”林昭握住他的手，“我不想死在医院里。我想在这儿，在这间地下室，和你一起，看着那些信号。”
陈远山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后只是点点头。
五月，信号开始变了。不再是每天一组，而是每天多组，有时两三个小时就发一次。内容也变了，那些他们能看懂的英语单词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模式——不是二进制，不是数学公式，而是某种林昭无法破译的东西。
“它在加速。”她对陈远山说，“它在知道我知道时